子被折磨而死　本人被迫害致残　白金玉控告江泽民

【圆明网】甘肃省兰州石化退休职工白金玉女士原本幸福的一家人在江泽民造成的灾祸中遭受了种种残忍迫害：儿子赵旭东（公认的好青年）被活活折磨而死，当时只有36岁；儿媳李红平九死一生；白金玉本人被迫害致残。

二零一五年六月，白金玉女士控告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刑法》的规定追究被控告人江泽民涉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诽谤罪、侮辱罪、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刑讯逼供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强迫劳动罪等刑事责任。

下面是白金玉女士在控告书中所述的部分事实。

被控告人江泽民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至今，利用“六一零”非法恐怖组织及包括军、警、公、检、法、司、国安、外交、新闻、政法委等各级党政机构在内的整个国家机器，一手挑起、煽动、策划、组织并推动实施了一场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大规模的、系统的、长期的灭绝性迫害，在被控告人江泽民当任时，在其“杀无赦”、“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控告人白金玉一家人深受其害。

赵旭东被绑架四次，劳教一次，在第四次被绑架到兰州第二看守所，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下午在四监区一分队六号室被长达五十天的野蛮灌食迫害致死，当时只有36岁。妻子李红平被绑架六次，劳教一次，洗脑班关押一次，九死一生。

白金玉被绑架四次，劳教一次，（一次因体检不合格拒收），判刑一次，被迫害致残。但二零零七年以来长期被监视、监控、监听、跟踪。

（一）赵旭东被迫害的事实

赵旭东生前和妻子为女儿过生日

赵旭东原系兰化公司公安处供销公司保卫科干警，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待人宽厚诚实，在家孝敬父母，关爱妻儿，是单位同事邻里亲朋好友公认的好青年。一九九七年年底突发性的障碍性精神分裂症，往汽车上撞，险些丧命，单位和家人立即送去天水住院治疗，先后两次住院。后在全国各大医院、西医、中医、偏方、土方都用了，效果不明显。家人为他操碎了心。一九九八年下半年让赵旭东学炼法轮功。开始时是哄着他，由家人给他念《转法轮》，每天坚持给他念。慢慢的他能静下来了、不闹了、不胡说了，再下来他自己能慢慢看《转法轮》，再后来就给他教炼法轮功五套功法。奇迹出现了，他的病情稳定了，药也不用吃了，生活正常了，赵旭东得救了。

赵旭东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他，是李洪志老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不错过任何讲真相、洪扬大法的机会，上班路上、送孩子上托儿所，给托儿所的阿姨们、左邻右舍、朋友同事讲，他用自己的钱到复印店印真相资料，利用下班时间骑自行车到郊区、农村、居民区发资料。当地很多人都从赵旭东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菜市场卖菜的人到今天还有人讲起赵旭东宣传法轮功的事情，讲当年赵旭东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好的情景，说他推个自行车，后边带个小孩。

一九九九年六月江泽民以权代法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命令610办公室系统的对上亿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一夜之间全国上下报纸电台电视台对法轮大法的污蔑铺天盖地，从中央到地方，利用军警特务大肆非法抓捕和折磨法轮功学员。

赵旭东常说：没有李大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给的，大法让人做好人，提高心性，按“真、善、忍”做好人，是邪的，正的是什么样的？他于一九九九年十月独自一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为师父讨个公道。信访办把他送到兰化驻京办事处后单位接回，直接送到当地西固寺儿沟拘留所，他绝食反迫害。家人每天找公司领导以及当时兰化公司的610办公室主任，兰化公安处副处长李明晓，去找他要人，绝食第九天人都已脱像了，拘留所，单位都怕出事承担责任就把赵旭东放回来了。

赵旭东第二次进京是二零零零年五月左右，他独自上天安门打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被前门派出所恶警绑架，被打的满身伤痕，脸上被电棍电击的疤痕很长时间才好，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室内无人他赶紧逃出来了。

二零零一年初，赵旭东领着五岁的孩子想上北京找亲人，在火车站身上的横幅被恶警发现，把赵旭东铐在暖气上，几个恶警轮番打，后被兰化公司接回直接送到当地西固寺儿沟看守所，恶警让号室里的在押犯打赵旭东，把他身上的皮夹克毛衣毛裤都抢去了，下巴颏都打歪了，几天没吃饭，这期间赵旭东单位的袁锦鸣等人，把赵旭东五岁多的孩子关在供销公司保卫科值班室里，晚上让孩子睡在两个方凳拼的床上，他们睡在值班室的床上，白天没人管没人问，碰到一个好一点的，带孩子到楼下买点豆浆油条，孩子晚上怕，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惊动了办公楼后的住户。这是后来偶然间听那里的住户说的，恶警对着孩子大声吼叫，“你再哭，把你送孤儿院去。”几天后孩子被赵旭东的妹妹接去了。

赵旭东绝食抵制迫害，被折磨的不像样子了，单位怕承担责任，一边给赵旭东办保外，一边办理劳教手续，兰化公司610李明晓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给赵旭东劳教两年。保外出来不到一星期，为了尽快把赵旭东送到劳教所，保卫科袁锦鸣带几个人在赵旭东父母亲住的楼下车棚蹲坑，赵旭东一下楼，几个恶人将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事强行绑架到平安台劳教所，分到二大队。

在劳教所，赵旭东被里边的吸毒犯、流氓等犯人随便打骂，酷刑折磨。高强度的体力活、又脏又累的活让他干。由于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强烈刺激，赵旭东出现了高血压症状，同时旧病复发，赵旭东的妹妹、妹夫听到消息后，到劳教所看望时，在一个好心人的指引下，找到了第二大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队长，办理了保外就医。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赵旭东走出了劳教所。这一天在流离失所的赵旭东的妻子李红平被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国保大队在被租的房子里绑架。赵旭东从劳教所出来，单位让他下岗，每月只发二百二十元 。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赵旭东在自己的家中和当地几位法轮功学员被兰州市安全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个恶人绑架，戴上手铐、黑头套，乱翻抄家。这些恶人的恶行被当时赵旭东七岁的孩子看得清清楚楚。这几位大法弟子被带到省安全厅大院，后边一栋大楼上，每人一个房间，几个恶人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搞刑讯逼供，酷刑电击，让学员交代“犯罪事实”。赵旭东被折磨的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同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所有人都听到了。十二月十日在安全厅有看守所的情况下，将赵旭东等四人送到兰州市华林山第二看守所四队，一分队六号室，队长叫他干活，他说我不是犯人，队长李魁等人指使在押死刑犯乔兵（号长），毒品犯马青云等每天拳打脚踢，打赵旭东的惨叫声在院里干活的人，其他号室的人都听到了，恶警给赵旭东戴上脚镣手铐，用铁丝串在一起，专门用于死刑犯的全铐背刑具，把人捆在一起，无法行动。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为反迫害，赵旭东开始绝食，恶人对赵旭东灌食，开始负责的是一个姓王的医生，每次灌食都叫几个在押犯人，用胶皮管、塑料管强行从鼻孔，从嘴里往下插，有按头的，有扒嘴的，有撬牙的，人还被捆着。在赵旭东一次次极端痛苦的呻吟中结束着一次次罪恶的迫害，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灌食延续了五十天，最后一次灌食是零四年二月七日。当天下午值班医护人员胡晓霞领着犯人米涛等人，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最后一次灌食的管子插下去时，赵旭东当时发出了很大的惨叫声（可能是插到气管或肺部了），医护人员胡晓霞叫犯人米涛把管子取出，管子上都是鲜血，胡晓霞翻着白眼走了。这种灌食场面使在场的犯人看着都发抖，这时只听到赵旭东喉咙里一直发出响声，看到他极其痛苦难忍，呼吸困难，人不能动。下午别的犯人发现赵旭东没动静时，人已经死了。”

当时在场的另一个犯人说：“赵旭东的家属每次送来的衣物，日用品，食品，饭菜，花生、香肠等全部都是我们大家吃了，现在上哪找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给害死了，想起来都心惊，我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坏的人，可没想到这里的人更坏。（恶警恶人）更黑，简直杀人不眨眼，对这么好的一个人都能下的去手，经常想起那一幕永远也忘不了，太触目惊心了。”（从监狱里头戴出来的条子）

赵旭东于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下午在兰州第二看守所四监区一分队六号室被迫害致死。

二月七日晚八时左右，胡晓霞，李魁等才将早已迫害致死的赵旭东送到甘肃省劳改医院抢救。值班医生成忠阳在门诊病历首页（有复印件）这样写着：“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20点患者赵旭东，男，36岁，市第二看守所在押人员。主因昏迷40分钟，急送我院抢救，值班警察代诉；二月七日19点40分，赵旭东出现意识不清、昏迷、脉搏弱，心音弱，对疼痛刺激无反应。”当时值班护士是山瑞芳。

赵旭东与妻子李红平从九四年结婚，共同生活了五个年头，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今天这个被抓，明天那个被非法关押。直到二零零四年赵旭东被迫害致死，他们都没有见过一面，在火化赵旭东尸体的前一天，也就是二零零四年二月末，离李红平二年半劳教期还差一个半月时，经家属的强烈要求，才将李红平放回家，她见到了丈夫赵旭东尸体最后一面。

二月八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的家人，同事，朋友，单位领导，安全局、看守所等警察，看到的是——嘴里有鲜血血沫，鼻子、耳朵出血，用棉花塞着，太阳穴处有伤痕，眼睛睁着，原来一百六十斤的体重，1.74米高，白白胖胖的帅气小伙子，五十天折磨的皮包骨，背部黑紫，口中有凝血块，手脖脚脖有很深的戴手铐的痕迹，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竟有三分之一全白了。

（二）李红平自述被迫害事实

我是一九九八年三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修炼以来，我从一个自私狭隘的人变成一个宽容、大度、忍让、坦荡无私的好人。从小就患有的久治不愈的支气管炎，生完孩子后患上的坐骨神经痛、头晕、遗尿等病状不翼而飞，我享受着身心健康后的快乐。

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残酷打压以来，将我迫害的家破人亡，使我及家人承受着一切不该承受的魔难。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领着当时才五岁的女儿直接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炼功打坐，天下着小雨，刚坐下，好几个警察象狼一样扑了过来，一边暴打，一边拽起我拖着就往警车那边去，鞋都被拖掉，孩子在后边一边追跑，一边捡起鞋子，嘴里喊着：妈妈，你们这些坏人！我高呼：法轮大法好！警察将我塞进警车，踩住我的头不让我再喊，将我和孩子带往前门派出所，当时有很多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关押在那里，警察将我们分散到其他地方非法关押。

我被带到北京周边的一个县非法关押，那里的警察逼问我的姓名、地址，我不配合（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采用株连政策，如果报出姓名、地址，当地公安、自己所在单位，甚至亲人都会受到株连。）但是，警察们单独诱骗孩子，套出我们来自兰州，第二天他们将我们移交给兰州驻京办事处，驻京办将我和孩子关在一间窄小，潮湿，憋闷的五平方左右的小澡堂，当时还有两名老年夫妇大法弟子也被关押在这里。每天除了吃饭时间外就一直把我们关在小澡堂，孩子急得不知如何好，到晚上我们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澡堂门和窗子紧关，房子热的象蒸笼一样，孩子老喊着：妈妈我受不了！我们娘俩在这里整整熬了三天三夜。

我娘俩虽然住的是澡堂，但是驻京办的人仍然照收我们的住宿费，包括伙食费，全由我个人承担。等到第四天被西固公安分局指派的西固派出所两名警察接回当地，孩子被家人接走，我被扣押一夜，非法关押在西固派出所，第二天上午释放。在扣押期间，派出所警察威逼我保证不再炼法轮功，否则把我关押起来不放人，强迫给我照相，我拒不配合。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进京上访，住进兰化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被驻京办通报给兰化公司。公司指派我所在单位原兰化机械厂保卫科两名职员将我劫回。他俩接我的一切花费全部由我一人承担。包括来回火车票、住宿费、吃饭等。从我买断工龄的四万多块钱中扣除一千多元。回兰州后被非法关押在桃树坪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非法关押我们的房子里环境恶劣，卫生极差，十多个人同住一张大通铺。每天早上只让上一次厕所，还限时间。上完上不完都得按时回房。所以每天我连饭都不敢吃多。很多时候都是饿着肚子。除吃饭、上厕所外，就一直被关在房子里。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下旬，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西固福利区先锋路派出所李勇等三四个警察绑架，非法关在派出所。我绝食反迫害，他们将我关在一间潮湿、阴冷、环境恶劣的小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晚上我就坐在椅子上睡觉，他们逼问我姓名、住址。我不配合。

第四天被送到西果园看守所十四队一分队。一去就被警察队长打了二个耳光，眼冒金星，紧接着给砸上了三十斤重的脚镣（这种大刑刑具是专为死刑犯用的），两块三十斤重的大铁块两边各穿一块，穿在两只脚上，双手用两个铁环穿在一起。

到绝食第七天时，我身体已是很虚弱，喘气都很吃力，脚上的大铁块根本就带不动了，到绝食第八天时看守所对我野蛮灌食，将我拖到院子里一下水道口处，地上都结着冰，将我按在地上，七、八个人有压腿的，有拽胳膊的，有压头的，有撬牙的……，我极力反抗，由于塑料管无法从鼻孔插入，他们就用胶皮管从喉咙里往下插，同时惨无人道的将胶皮管故意在食道和胃里乱搅，致使我痛苦的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院子里拣瓜子的人听到这凄惨的哭喊声，有的都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们又把我拖出去灌食，还和前一次一样，灌食灌不下去时，恶人扬言：拿暖瓶里的开水往下冲。灌食的胶皮管等拔出来时都沾满着血迹，恶人竟扬言：从明天开始灌两次！残酷的迫害到第九天时，我已经被折磨的骨瘦如柴，眼窝深陷，身体极度虚弱，在我强烈要求下，看守所恶人怕出事承担责任，找来西固先锋路派出所，晚上将我接走，无条件释放。西固先锋路派出所一边无条件释放我，一边又密谋劳教我。西固区六一零，西固分局政保大队高引祥，孙聚德等给我劳教两年，当时没有执行。

我回家后，桌子上灰尘很厚，家中空无一人（当时我婆婆、公公、丈夫也因去北京上访或讲真相救人被绑架、非法关押）。多方打听，才找到了被兰化供销保卫科袁锦鸣等人关押在办公楼里好几天、后又被小姑子接去的不到五岁的女儿。

几天后，被袁锦鸣等人绑架送入西固寺儿沟看守所遭受迫害的丈夫赵旭东也绝食反迫害回到家，此时的赵旭东已被折磨的骨瘦如柴，面貌脱像，身体极度虚弱，就是很熟悉的人都很难一下认得出是他。

我俩在家一边调养身体，一边正准备过年。可是兰化公安处李明晓、袁锦鸣等人与先锋路派出所及西固公安分局相互勾结利用，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设圈套、用谎言诱骗，阴谋对我和赵旭东再次进行迫害。

袁锦鸣领着两名科员以给赵旭东送工资为由（其实迫害以来每月只给赵旭东二百二十元的生活费），借口到我婆婆家，诱骗赵旭东说科里有事，让赵旭东去科室一趟，我们觉得是个圈套，就拒绝了。袁锦鸣等三人一看阴谋没得逞，就下楼去了，不到十分钟，其中一人急匆匆跑上楼，谎称钥匙拉婆婆家了，赵旭东赶忙去开门，我觉的不对头，就把来人推出门外，出门将门锁上，这时从楼下突然窜上来好几个人，威胁将门打开，否则就要撬门而入，我在走廊大声揭露他们绑架好人的恶行，他们强制我不许喊，将我抬下楼塞进警车带往先锋路派出所，在车里警察气急败坏的骂道：“这次把你送进劳教所，让你绝食绝死。”到派出所后，他们好象打电话请示上级，过了一阵子就把我放了。这天我没敢回家，等第二天回到家中，我给赵旭东说既然他们把我抓去不送劳教，肯定是冲你来的，你赶快出去跺跺吧，赵旭东走到楼下，不料被早已埋伏在自行车棚的一群以袁锦鸣为首的供销保卫科人员绑架，强行送往甘肃平安台劳教所劳教。

二零零一年初，有好心人转告我，西固公安局要送你去劳教，马上就要抓你。我被迫流离失所。把仅仅五岁过点的女儿托付于我老公公一人扶养。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流离失所过程中，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前门派出所警察抢走横幅，暴力殴打，强行塞进警车送往前门派出所，一进门警察将我打翻在地，站到我腰部肆意踩踏，致使我腰部重伤，难以直立，行走艰难。当时还有另一名河北大法弟子也被关在前门派出所，她是在我前面来的，脸被打的青黑。前门派出所警察将我俩移交给邯郸驻北京办事处，我们又被带到邯郸驻京办，我绝食反迫害。在驻京办住了一夜，我俩商定逃离驻京办，跑出去不远就被劫回，他们又急忙将我俩送往邯郸某地非法关押，我继续绝食反迫害，等到在那里的第三天晚上，我出现了心慌，头晕，难以站立等症状，非法关押地怕承担责任，在我俩强烈要求下就把我俩放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五日我被兰州市城关分局国保大队在自己的出租屋内绑架，屋内我的一些法轮功书籍，几条毛毯，录音机，衣物等被非法抄走。他们将我送入城关看守所非法关押，我绝食反迫害，又被送往甘肃劳改医院，医院因我看师父经文，将我经文抢走，然后每天都将我铐在医院走廊里的一个铁床上，无法活动。等绝食到约20天时出现严重休克。到第23天时城关分局来人，一进门看到我就嘲讽到：脸色这么好，这哪象绝食二十几天的人哪！当我看到被江泽民谎言毒害怂勇下的警察如此无人性，我停止了绝食。后送城关看守所继续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二年过完年后，城关分局国保大队将我送往平安台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半（在西固分局非法判的两年劳教基础上多加半年），一进劳教所七大队三中队，正好赶上中午劳教人员收工，排队报数，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我不下蹲，不报数，三中队队长李静等警察指使怂恿下，吸毒犯沈艳菊，陈小红等人把我从队列中拉出去，推搡进一间房子里，一进门沈艳菊就开始暴打我，拳脚相加，用脚狠踏我肚子，用拳狠打面部，头部，一直将我逼打至墙根还不罢休。致使我脸部青肿，右眼球充血。

酷刑演示：吊铐

吸毒犯们又将我强行推拉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大教室，将我两只胳膊反背过去，将两只手捆绑起来，反吊在门框上，一开始让脚点一点地，她们看我不屈服，就将我整个身体吊空。在中途有一个外号“小小刘“的中队长从窗户跳入，走过来冷眼瞥了我一眼，不屑的离开了。一直将我吊到天麻麻黑才放下来。等下来后，两手肿得象馒头一样，手指粗肿弯曲，象鸡瓜一样无法合拢，两胳膊失去知觉，难以前后移动。生活都难以自理，吃饭艰难，上厕所要人帮忙，有时没人帮 ，不得已就尿到裤子里了。

刚开始，李静为了掩人耳目，将我关在休息室里，打饭都是吸毒犯沈艳菊打来在屋里吃，没过多久时间，李静强迫我出工干重体力活，如挖树苗（都是大树苗），钉树杈等，挖树苗时有强定任务，别人多少，我多少，完不成就要惩罚，罚站，不让睡觉等，当时我手和胳膊都还很难听大脑指挥，为了完成任务，逼迫我只有将铁锹搭在肩上，用脚猛力踩下去挖出树苗，很多时候树根被挖断，经常遭沈艳菊等辱骂。最后致使我脚底板损伤，走路落脚下去都疼痛难忍。钉树钗时，由于手没恢复知觉，抓东西很困难，（钉树杈时是用砖块或石头块钉进去），速度要比别人慢得多，沈艳菊等因此辱骂我，威逼我必须要赶上别人的速度。在劳教所每天都要被一到两名吸毒犯包夹，不让我和任何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说话。经常被强迫灌输对法轮功的诋毁，诽谤的言论。

后因丈夫赵旭东被兰州第二看守所迫害致死，二零零四年二月下旬，在家人强烈要求下才将我释放，（离两年半劳教期满还有一个多月）。在我被劳教期间，我母亲到劳教所看望我，当时带给我饺子吃，但是我的胳膊失去知觉无法拿着吃，当时我被迫害得黑瘦黑瘦，心情非常压抑沉重，母亲看到自己寒心茹苦拉扯大的女儿被迫害成这样（我从7岁失去父亲，母亲一人将我兄弟姊妹六人带大），承受不了这残酷的打击，看完我回去不长时间就去世了。

回到家中，听到丈夫去世的噩耗，我脑子一片空白，人都懵了，欲哭无泪。幼小的孩子因失去父亲的痛苦和多年来未得到父母的关爱，在星期天一大早一睁开眼睛就坐在床上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不断地说着：“妈妈，你不要我了吗？”我也一边哭着、一边不断回答着孩子：“没有呀！妈妈没有不要你呀！”孩子哭了很长很长时间。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孩子在学校受到同学们的歧视，有同学经常教唆周围的同学不要跟她玩，也有同学经常嘲讽她说：我们班有个异类，她家里炼法轮功的。孩子也因经常看到父母，奶奶被迫害，被抄家变得胆小恐惧。

对赵旭东尸体的化火完全是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逼迫我老公公签字，强行火化的。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兰州市公安局二十六处的四名警察，在兰州石化治安保卫部配合下，在临洮街兰化家属院车棚把正在上班的我绑架，带往兰州市公安局，晚上二十六处警察对我逼供，让我交代其他同修信息，用笔记本扇我脸，坐铁椅子，不让睡觉，用恐吓的语言威逼我。五月十五日被送龚家湾洗脑班非法关押。八个月后释放，洗脑班向家人强行勒索八千元。

在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兰州新开源公司将我每个月工资都非法扣除，同时开除了我。后经我家人再三找新开源公司才恢复工作。

（三）白金玉自述被迫害事实

一九九八年三月在亲戚的介绍下，我炼上了法轮功，在极短时间内多少年的心脏病，风湿性的关节炎，颈椎炎，经常性的头痛等疾病不翼而飞，几十年的药罐子扔掉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世界观发生变化了，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好人，脾气好多了。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是炼法轮功的受益者，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一九九九年十月一人进京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为师父、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因没有经验，结果在旅馆里被当地派出所，将我们不约而同的几个法轮功学员都带到了兰化驻京办，后来有兰化公安处610接回，非法关押在兰化公寓十五天，一人一个房子，几个人看着，不能随便行动，上厕所都跟着，单位610，兰州市610来人做转化，十五天后才让我们回家。为此事，兰化610李明晓给我劳教一年，理由是进京上访扰乱社会治安，当李明晓宣读判决书时，我儿媳妇上去一把把判决书撕了，李明晓等人还是强行把我送到平安台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没收。

二零零零年秋天，我和当地几位学员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巡警严密监视，询问下，找机会我们迅速拉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被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地下室，那里汇集了很多大法弟子，高喊“法轮大法好”，而后用了很多公交车把大家分散到北京市区各看守所、派出所，由于都不报姓名，他们给我们每个人都编了号，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被关在一起，十天后才让我乘车返回兰州。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受人之托，去永靖县刘家峡一个很偏僻的连公交车都不通的山村看望两位朋友，被不明真相的朋友家人诬告遭绑架，永靖县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恶警南继红，极其阴险毒辣，当时正是三九严寒，寒风刺骨，恶警把我铐在窗户上没有玻璃的楼梯口上，背正好对准窗口，整整一夜，冻得我都不会动了，到看守所被姓吴的所长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县政法委书记踢一脚：“叫你来串联。”南继红气急败坏的骂到：“我们都是小鬼转世的，你们是什么转世的？”由于恶警不敢给家里通知（其实家里也没人了），天很冷，没有被褥，一无所有，在凹凸不平的光板床上，熬过了寒冬腊月，三九严寒的四十多天。

后来儿媳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我，买的被褥等。儿媳给世人讲真相，南继红又将我儿媳绑架了，下午又放了。这是看守所在外边去干活的人看到的情况，进来说的。南继红等人一次次搞逼供，要我承认莫须有的事情和罪名。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天安门自焚真实情况，但我坚定而又严肃的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绝对不是法轮功的人干的。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被转交给了兰化公司的李明晓。近七十天我被折磨的走路都困难，李明晓等人将我带到兰化医院做体检，而后立即强行将我送到平安台劳教所。当时女子大队看我身体情况不收我，李明晓与大队领导经过交易，硬是让劳教所把我留下，在劳教所早上每人半个凉馒头，没热水，每天中午是开水煮萝卜，疙疙瘩瘩的糊糊，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苦役劳动：打地梗，挖树坑，挖树苗，翻地等繁重的农活，致使我心脏病复发，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出劳教所。赵旭东是十月十五日出去的。

刚去劳教所时，一次在收工后，往大队返的路上，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用架子车上推的水泥电线杆，突然听见路过的一个方队中有人喊了一声“妈”，我猛回头，看见是我儿子赵旭东，脸上有伤痕，走路一拐一拐的，扛着几把铁锹走在队伍的最后，那是二大队中午收工，路过碰上了。当时我悲伤的泪水直往下掉，难过的给我儿摆摆手，他还叫喊着，“妈，一定要坚持。”后来在收工出工的路上见过几次。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我们几人在赵旭东的家中被兰州市安全局裴怀伟等恶人绑架，在安全厅一栋楼，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一人一个房间，那里自称姓姚的等人一边威胁，恐吓，诱骗，逼供，叫我交代“犯罪事实”，突然听见我儿子赵旭东大声叫喊：“法轮大法好！”同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猛然意识到我儿子也被关在那里，我立即站起来说：“这是我儿子赵旭东的声音，你们的人在搞逼供，在毒打他，在电击他。”姓姚地说，“你看我们都没有打你，”我说：“不打我不等于不打我儿子，不打他怎么会发出这么惨叫的声音。”我的心乱了。一个母亲无法承受自己的儿子被恶警那样残酷折磨，咫尺天涯，却无力去保护他，帮助他，那种精神上的折磨，压力和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对准我来，不要逼我的孩子，我们没有犯罪。逼供还在进行着。

姓姚的七日晚上又去我家抄家，（白天已经抄过了）电脑等都搜走了，回来后跟我说：“你的问题很严重，必须好好交代。”他们走时大约七日晚的深夜了。于八日凌晨监视我的几个人熟睡中，我取下手铐，提着鞋，拿上棉衣，从未见过的高级安全防盗门，可是我一下就打开了，出门往后走是墙，往前走，楼上楼下都是警察，左拐，刚好一个厕所，里边没人，我立即穿上鞋，棉衣，从厕所窗户上跳下去，造成右脚踝骨粉碎性断裂，朝外成90度，腰坐骨处骨折二处。在兰医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二楼，姓姚的特务说：“我们把你儿子已经放了，做完手术你回家养病，你已经残废了，不能去监狱服役了。”又让我在一个纸条上按了手印。同时又请来了兰化公司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我的同事劝我快做手术。

五天后才做的手术 ，六、七寸长的伤口，五寸长二寸宽的钢板，十个一点五对长的螺钉，钉在我的腿上。十二月二十四日手术刚十二天，就来拆线，一个小房子几十个安全局的警察，把我刚做完大手术，腰腿都不能动的老人，强行从病床上往下拽，我问你们送我去哪里？其中一个小特务说：“去就知道了。在家也是休息，在那边也是休息。”我大声喊，“我要见你们领导，我哪都不去，我要回家。”

我两只手死死拽着床边，终被一群恶警劫持到大砂坪劳改医院。在那里我一双下床的鞋都没有，腿上打着石膏，腰坐不起来 ，完全不能自理。恶警把我往病床上一放，匆匆离去，医院一位警察给我一双拖鞋，另一位警察用白糖炒的炒面给我增加点营养，主管医生说：“不就炼了个法轮功吗？能把你怎样？放心养病。”并用安全厅付来的住院费，给我买的奶粉，白糖等，还有其他人给的饼干，水果糖等，我舍不得吃，盼望有人来时带给我的儿子。那些在危难中敢于帮助我，关心我的警官，我永远不会忘记，并衷心祝愿各位平安幸福，平安度过劫难。出监后我曾经去找过他们，但都没找到。

二零零四年二月来了安全局的一男一女，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不签，我没犯罪。他们说，不签字也执行。我让他们把我有的一点食物带给赵旭东，他们好像很害怕，推脱不给带。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兰州市七里河检察院一男一女，陈岭，郭玉洁到医院来找我取证，他们问我：“你为什么在零三年十二月八日凌晨从监视居住的一楼厨房跳出去把腿摔断了？”我回答，“八日凌晨我是从安全厅院子关我们的楼上跳下来的，我没有被监视居住，一楼的窗户都装有防护栏杆，怎么跳？就是从一楼跳下去也不至于把腿摔断。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我儿子家看看。纯属阴谋谎言，无中生有。完全是你们与安全厅串通一气，妄图推卸责任，掩盖迫害真相而编造的谎话。”同时无意中透漏出赵旭东死亡的消息。我说，“我不信。”因为赵旭东根本就没有心脏病，是捏造出来的谎言。后来才知道赵旭东真的已经去世，我悲痛欲绝。在医院六个半月，六月中旬转到安全厅看守所。

零四年七月七日，在七里河法庭上，我向审判长唐培勇问：“起诉书中为何不提我儿子赵旭东被迫害致死，我被逼跳楼致残一事，并指出四月十五日检察官陈岭、郭玉洁取证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当时检察官陈岭、郭玉洁说：“此事与本案无关。”

在我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身心承受着巨大痛苦、悲痛欲绝中在致命的打击下，罪恶之人合伙给我判三年刑。在女子监狱，我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无法理解的悲痛，承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痛苦。我想：一只被杀的小鸡，还能自由的挣扎扑腾几下，而我那可怜的孩子像一只无助的羊羔，临死时都被恶人捆绑着，在极度痛苦中连挣扎一下，缓冲减轻一点痛苦的能力都被剥夺了。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犯了什么法啊，哪个家庭没有儿女，谁人不是父母十月怀胎所生，中共邪党、江泽民团伙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对待修炼大法的好人哪？

在甘肃女子监狱，我拄着拐杖，拖着残疾的身体，每天十几个小时做苦役，主要是剥大蒜，别人帮我摘好，泡好，我剥蒜。每天从七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有时也糊纸盒，外边用的很多包装用的纸盒，纸袋都是那里做的。家里人每月来一次，接待餐，订的吃的东西，买的水果、瓜等等全分给那里的人，还有其他大法弟子，干活用的手套，剥蒜用的胶皮手套都分给大家用，有机会就讲真相，给警察给犯人，有缘人，出来时有的犯人拉着我的手说；“你给我们说的话都记下了，好得很，我们忘不了你。”

二零零六年年底，我走出女子监狱。

由于我全家炼法轮功，被西固区和兰化公司作为重点迫害对象，多年来我多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被劳教、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零四年八月共扣除我的养老金31384元，同时长期被跟踪、监控、监视和骚扰。儿子赵旭东被迫害致死，对我的老伴赵保停的打击太大了，现在基本每年住医院，天天吃药，我们还要用微薄的退休金负担赵旭东的孩子的上学学费，孩子每月生活费也全靠我们老俩口，孩子的妈妈也因修炼法轮功自一九九九年以来被绑架、被关押、被劳教、流离失所，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

江泽民以权代法胁迫中共的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使这些人不只是违反人类的公理道德和良知，而且对佛法的诋毁和迫害将使这些人丧失生命的未来。在这场长达十六年的迫害中，真正受到伤害和被迫害的是参与其中的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人员。江泽民泯灭人心、毫无道德底线的强权压制，毁的是全中国的人，使中国人在泡沫经济之下因道德下滑导致人性危机。

为还原中国人平和理性的生活氛围、善良真诚的人性本质，法办江泽民，匡扶人间正义，是我一个弱小公民的心愿和要求，也是所有能看到我控告状的公检法的同胞的责任。目前我只把江泽民作为控告对象，其实参与迫害的人，也是受害者、牺牲品。为了利益为了生活，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也去干坏事。今天还给参与迫害的人一次机会，那些至今还执迷不悟的人都将会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我不恨任何人，我修的就是慈悲，因为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